奉俊昊终于得了金棕榈奖。对此，多数影迷也是奔走相告，喜悦溢于言表。一方面，于导演而言，金棕榈奖实至名归；另一方面，国内影迷们对奉俊昊的赞誉也体现了，在内心深处，始终怀着“国产类型片崛起”的憧憬。

事实就是，如今国产类型片偶有佳作，难有规模，莫谈体系，那灵光一闪的背后，几乎掩埋着剧本创作的坟冢。就像《风云》里淬炼绝世好剑的剑冢，一代神剑就在眼前，但步惊云却要直面千万把同一个模子的赝品，一一挑选。结果，终究是剑选择人，而非人选择剑。好剑足够多，也就无需费力辨认，取它便是。

碎碎念到此为止，回到电影吧。

1986年，秋末，韩国京畿道华城郡的乡野里，稻子早已抽橞，结成谷子，压在枝头，在萧瑟的秋风下，在温吞的秋日里，橞浪起伏，金黄一片。季节的变换为这片土地披上华服，带来丰收，也在这片动人的土地，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杀人回忆。音乐响起，主角坐着农夫的拖拉机，在野孩子们尾随下，缓缓穿过田埂，来到杀人现场。

这段开头，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开头之一。

照现代心理学的看法，很多时候，人的创造力源自回忆，艺术领域更是如此。电影这种影像艺术，需要创作者在现实中细致入微的观察力，这恰恰是孩子的特权，大人为生活琐事牵扰，很难专注于纯粹的观察。据说，大导演昆汀塔伦提诺小时候喜欢趴在阳台上观望楼下，当一辆车停下，门打开，从后座跨出的一只锃亮的皮鞋，先于本人，进入昆汀视线，随后才是整个人，这个人年老色衰（具体什么人忘了）。光鲜亮丽的皮鞋和人物形象的反差，冲击昆汀的心灵，成了他今后电影语言的一大潜意识——将美好的东西打碎，形成鲜明的反差。

在《杀人回忆》里的镜头下，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象征着导演这一代人的儿时记忆，那是个美好、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伴随着汉江奇迹（1953年-1996年），韩国社会高速发展，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奉俊昊（1969年出生），见证了祖国从废墟走向繁荣，如同当年日本辉煌的经济成就。年轻的奉俊昊不禁会疑问：这种美好真的会长存吗？

土地可以生长花朵，亦可掩埋枯骨。答案自然式否定的。就在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渠下，捆绑着被奸杀的尸体，有善便有罪，犯罪这东西，可能会迟到，却从来不会消失。

顷刻间，田园牧歌崩塌，对儿时的追忆就此瓦解，现实与回忆冲突，告诉我们，那个被称为发达国家的韩国，远没有那么美好。

警察朴度文是当地警察，在那个时代，远离大城市，受现代思潮冲击极少，乡村社会扁平，使得其办案方式依靠个人判断，信奉迷信，自称任何犯人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睛，并且，与其同僚曹勇久多以暴力审讯犯人。在他眼里，韩国警察不需要动脑子办案，因为“我们的领土和我老二一样大”。

徐泰润来自首尔，受过正规的大学本科教育，其探案手法以科学依据和数据分析支撑，逻辑紧密，思维发散。他相信，办案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数据不会说谎。

两人从第一次相遇开始，便矛盾不断。前者是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嫌弃后者严谨认真；后者是个理想主义者，鄙视前者虚无放诞。但是，随着案件调查不断深入，真相随事件升级不断迷离，两人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朴度文越发觉得，依靠自己以往的个人经验，已经无法应对这个新时代的罪犯，办案需要规矩，需要技术，需要思考；而徐泰润发现，曾经自己奉若圭臬的科学方法，居然无法找出一个强奸犯，渐渐地，开始怀疑曾经的信仰。

结果，朴度文开始冷静、成熟，徐泰润逐渐暴戾、发疯。这个矛盾最终在初中少女惨死爆发。徐泰润找到嫌疑犯朴兴奎，以枪相逼，要他承认自首。因为他已经受不了。这个案件就如不断旋转的黑洞，将他吸入深渊，自己心神俱灭，却一无所获，而凶手逍遥法外，无法定罪。他要的，只是一个证据。而当他打开那个被他寄予厚望的信封时，整个人的价值观破碎，理想破灭——DNA并不匹配，他想要手刃的嫌疑犯，不是真正的犯人。

多年以后，主角朴文度生儿育女、换了工作，而徐泰润早已销声匿迹，没了踪影。当朴文度重回故地，正是稻子成熟的季节，像极了那年的秋天。他蹲在水渠里，再次凝视渠洞，里面什么都没有。路过的学生告诉他，之前也看到一个人像他一样，在同一个位置，做着同一件事情。朴文度询问此人相貌，女学生告诉他，此人相貌平凡。在这瞬间，朴文度猛然坠入深渊，因为这和嫌犯的外貌不符，当年所有的努力顷刻间毫无意义。接着，一个足以载入影史的镜头——朴文度凝视镜头，眼泪婆娑。在眼神深处，蕴含着那个时代的质问：“你”看到了吗？

奉俊昊的电影善用矛盾冲突，深谙戏剧理论，但是，仅靠这些技术上设计，并不足以打动人心，反而显得生硬。所以，纵观奉俊昊的电影，其镜头总是置身时代，描述时代，用它本人的话来说：导演的工作就是反映他的时代。

那么，奉俊昊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依我看，就是殖民地属国的国家地位加上国家财阀垄断资源的社会结构。

众所周知，明朝以来，朝鲜就是中国的外藩，在宗主国面前，毫无主权；近代以来，大清也不行了，这个外藩先后被日俄蹂躏，二战后又被美国占领。依托美国，虽然经济发达，却和历代朝鲜王室一样，屈尊宗主，名为国家，实为殖民地。

在电影中，有一条暗线，描述了韩国的学生运动和社会冲突，警察曹勇久作为镇压运动的警察，用他惯用的“审问技巧”，在大街上殴打学生。当凶杀案接连发生，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本该协助调查的治安队伍，跑去镇压暴动。相比实打实的社会罪恶，整个国家正陷入一种形而上的意识斗争。韩国就这点国土，任何社会活动都激不起半点水花。头顶两座大山，几乎毫无办法。

《杀人回忆》有一股憋屈感，就是那股子“殖民地老二”的羞耻心所带来的自卑。这种自卑心理造就了朴文度和曹勇久，以及开头警局所有人毫无理想，对案件采取鸵鸟政策的根源。他们不在乎真相，只在乎结案，结案代表了工作的结束，也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职责。当谎言被戳窜，案件被中止，相关人员下台，这恰恰符合日韩政治的一贯传统。

徐泰润拥有理想，希望通过法律以及自己的努力，去改造这个社会。它性格忧郁，思考良多，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是最积极的那个人。正是这样的人，最后走火入魔，企图通过暴力解决问题，却被那个一贯使用暴力的朴文度悬崖勒马，免遭歧途。

最后，那些曾经的现实主义者们活了下来，在这个世界喘息活着，得到了所谓的人生，而那个理想主义者，却销声匿迹，失去了自我。何等讽刺的结局。

这种价值观破碎后的无奈、挣扎，几乎覆盖了奉俊昊所有的电影。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奉俊昊所有的电影，那就是：这个国家不太好，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许，正是这股精神创伤和时代烙印，令西方人看到了这位东方导演，积极将他融入到他们的评价体系。因为，第三世界的悲痛，是他们艺术价值观的一个侧面。无论文学还是电影，只有惨，才能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