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想过生存与死亡同样重要，直到遇见了这部电影。对于过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们来说，为了生于社会的责任与情感遭到道德绑架而无法得到死亡的权利就意味着生命本身被践踏与羞辱。所以当影片以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举身赴清池”开场的时候，她悲悯的遗书不在于洗白“自杀”这件事本身，而是在为死亡争取与生存同等的尊严，在她沉入河底的一瞬间，流水成全了她的一生，生命投射于流水，回忆回溯于流水，终不回头。

虽然死亡后的回忆类似倒叙，但本片并无给这位女作家立一部传记的意向，只是反复提及她的著作《戴洛维夫人》，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戴洛维夫人”决定要自己去买花，原句在英语中是强调句型，强调的是自己的主观意志，交叉剪辑来的萝拉的丈夫却已经买好了花送给她，而克劳丽莎的女朋友萨利甚至听成了要她代买花，相爱的人相距咫尺，却每一招都错过靶心，沟通上的隔膜为片中女子的最后崩溃买下了伏笔。

而在《戴洛维夫人》书中，弗吉尼亚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女主人准备派对的情形，原著小说中初恋情人的再次出现，让戴洛维开始审视自己一潭死水一样的生活。而在电影中，伍尔夫派对的客人是伦敦来的姐姐，萝拉的客人是他的邻居，克劳丽莎的客人是理查的前男友，片中明显的同性感情诱发了每个主人公的崩溃。片中的主人公在同性感情上的纠结不难理解，但是这并不是值得寻死的理由，根本就没有常识中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向时的不知所措。能够唤醒“死亡”意识的，是这些外来者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们直面自己行将腐烂的人生。

没错，一成不变的生活一旦在脑中形成定式，人就很难再察觉到自己的迷失，真正的敌人就是安全，恐惧饿狼而住在栅栏里的动物叫做什么？家畜。所以片中三位女性引领的三条线索交叉推进的剪辑手段，就把《戴洛维夫人》这本书放在了预言的位置上。三位女主人公的三场派对是为了让外来者作为生活的“变数”有一个顺理成章的登场舞台。编剧其实是在利用局外人的突然到访，来使主人公们措手不及，这样他们才能做出下意识的回应，看似无心，实则有意。所以，伍尔夫才会在姐姐聊到伦敦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脱轨，萝拉才能在邻居痛哭的时候冲动的吻过去，克劳丽莎才会在理查的前男友面前哭得乱七八糟。

“变数”突袭之后，几位主人公意识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残缺，但片中的角色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原因就在于缺失的东西不同。自杀的弗吉尼亚和诗人理查因为疾病的困扰，不能走出房间，不能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已经失去了掌控自己命运的手段；另外两只主角，萝拉和克劳丽莎，两个人虽然有类似的困扰，但还有走出围城的能力，他们还有机会改变现在的人生，也就是说“死亡”与“生存”选择哪一边，决定于能否按自己的意愿掌控命运，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人，这就是弗吉尼亚的遗书中说的“我知道自己不会再恢复了，再也回不到正常的生活”，理查也曾愤怒地说过“就这样苟且偷生的活着？”

这样看来，这部电影的三线叙事结构就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三个女主各领一条故事线索共同追求自由平等的故事。交叉剪辑的手法不仅在于使镜头有变化的层次感，而在于呈现片中生存和死亡两种生命状态的对等地位。

这样，真自杀阻止了伪自杀，预言中的“死亡”恰恰阻止了真正的死亡。影片后部，伍尔夫的丈夫问自己的妻子，小说里究竟是谁要死？又为什么非死不可？伍尔夫回答说，是诗人要死去，他的死是为了提醒其他人更加珍惜生命，黛洛维夫人的生命必须有一个结果。这就是本片的结局。萝拉在死亡面前退缩了，回家完成丈夫的生日派对后离家出走，克劳丽莎的派对则因为理查的跳楼自杀而宣告结束，理查在片中就是《黛洛维夫人》中诗人的现实版，他的状态最为接近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也就是片中伍尔夫的化身。他用自己的死来逼迫克拉丽丝回到自己的人生，作为萝拉的孩子也让萝拉得到了最终的解放。

    这样的死亡带有成全的味道。伍尔夫和理查因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去死，克劳丽莎和萝拉因为还有改变的能力而活了下来，然后继续去填补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背后的精神空虚，虽然再也无法填满，三个女子的同性感情不会再圆满。派对而来的客人提醒了她们自身的堕落，那一吻，也许只是因为她们猛然发现了客人身上具有的活力，这种活力正是她们自己缺乏的，她们爱的也许不是同性，而是那个自己残缺的部分。就像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题记一样，西比尔有永恒的生命，却没有永恒的青春，直到红颜枯涸还是死不了，人丧失了支配自己的自主权，呼吸都成了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