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从军》：借古喻今的话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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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寡淡一抹烟 LV1 2014-04-20 收藏

文/粗糙寡淡一抹烟 @人人影视YYeTs

在中国，花木兰代父从军，是无论男女老少都耳熟能详的的故事。也正是借助这个忠孝两全的故事内核，1939年电影《木兰从军》（1939年上映，张善琨监制，卜万苍导演，欧阳予倩编剧，陈云裳等主演）借古喻今，一经上映，便在孤岛上海引起了巨大轰动。

1937年末，上海沦陷，意识形态和绝对的话语权不再属于本土力量。日本侵占上海后，希望从生存状态到文化心态都实行严格的“孤岛化”。虽然租界成了中国人在战乱中难得的避难所，但无疑伴随着政治和情感上的强烈屈辱感，抗日护国的情绪从未消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化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即使是在抗战爆发之后，由于海陆交通的对外畅通，还是有大量资金流入上海，海外流行文化的本土发展也相当同步。战乱中，涌入上海的人口不断增多，淡淡“八•一三”事变之后就有数万人进入了上海租界。租界里的居住人口俱增到了300多万。整个上海，劳动力增加的同时，也催生了越来越庞大的有闲阶层。留在上海的民众，面对战乱和入侵者，也在试图维持着正常的生活秩序，婚丧嫁娶也都照旧。观看电影，如同舞厅跳舞一般，是民众日常重要的娱乐方式。

战前就已经在经营新华影业公司的张善琨，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经营理念，瞄准当时上海电影的市场形势和观影需求，拍摄了包括《貂蝉》、《武则天》、《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等在内的一系列古装片。

影片《木兰从军》，在叙事策略上，借助中华民族的民间传统故事，隐喻式地实现了对国家意识的表达。影片中充满了对于当时包括前线在内的中国整体形势的隐喻，和对中国民众、当局抗战的暗示。影片一开始，便通过骑马射箭、设计摆脱众男纠缠等场景，将花木兰的英勇身手和巾帼气质刻画得十分到位。面对文书，看着年老体弱的父母、即将出嫁的姐姐、尚未成年的弟弟，花木兰“易男装、市鞍马”，毅然代父从军，此乃尽孝。随军征战十二年，花木兰与刘元度成功识破军师和蕃敌勾结的阴谋并大获全胜，此为为国尽忠。影片中，敌军无疑是对日本侵略军的影射，而抗战制胜的关键则是“智取”。在当时敏感的社会语境下，女性形象为主导，也在意识形态标表述中弱化了政治层面上的对抗性。花木兰代父从军、屡获大胜，最后衣锦还乡。励志向上的故事，借古喻今，给战乱中身处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这些，成为了《木兰从军》在孤岛文化心态和语境下，赢取观众情感共鸣的基础，以及发挥电影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的前提。

影片《花木兰》的成功，不但为张善琨和美商中国联合影业公司华成制片厂赢得了良好的观影口碑，也为其在商业运作上制造了可复制的影片类型和产业模式。影片中，融合了动作、爱情、歌舞等类型元素，也贯穿了包括家、国等伦理概念。而影片中饰演花木兰的女演员陈云裳，也以健康、明朗的形象成为了颇具口碑和票房号召力的流行影星。

在当时的中国电影中，以女性为主导的消费，不仅是为了满足观众观影中的娱乐需求，也是在寻求一种话语层面的安全。但是，政治从来都没有灰色地带。据说，影片上映时，因为片中“青天白日满天飞”的儿歌，引发了不小的骚动，甚至需要张善琨亲自出面道歉。至于张善琨后来被迫出走香港，被冠上汉奸的名号，不明其中细节缘由，虽不好妄加论断，但也至少再一次验证了乱世生存的不易。

《木兰从军》：借古喻今的话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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